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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強國建設的關鍵維度和戰略要點

來源: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時間:2021-06-28

在中國已經建立起全球體系最為完整、規模最為龐大的制造業經濟體的前提下,制造強國建設成為未來工業發展的首要議題和使命。中國制造業實現由大到強的偉大躍遷,是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海洋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是人才強國、科技強國、貿易強國、體育強國、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牽引,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經濟建設的基石。制造強國建設是一個涉及到制度、政策、戰略、組織等多個層面以及國家、地方、企業、科研機構、社會性組織、個人等各類主體的復雜的集體性互動過程。對制造強國的結構化理解,需要在錯綜復雜的因素中識別出影響制造強國建設成敗的關鍵維度,并聚焦探索每一個維度的戰略要點。

一、制造強國建設的三個關鍵維度

人類社會工業能力出現非連續性跳躍升級的過程也是制造強國涌現和替代的過程。這些制造強國雖然具有不同的產業形態和制度能力,但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技術經濟特征,如都是每一次科技浪潮或工業革命中主導技術和戰略先導產業的領先者,都以特定的制度結構激勵了突破性技術創新的大量涌現。與此同時,由于每一個制造強國的崛起都曾面臨不同的內外部挑戰,其邁向制造強國過程中克服的主要障礙以及克服了這些障礙的戰略(無論這些戰略是事前設計還是在過程中習得的)又必然具有差異性。綜合制造強國發展的一般經驗和我國制造強國建設內外部條件的獨特性,未來我國制造強國戰略應包含戰略性領域的技術和市場領先、極端壓力情形下的制造業運行安全以及持續創新驅動的制造業內生發展機制建設三個關鍵維度。其中,戰略性領域的技術和市場領先、長期累積的創新驅動發展是制造強國建設的一般性特征,而極端壓力情形下的制造業運行安全是未來我國制造強國建設面臨的特殊約束。

在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先導產業形成領先優勢,并對人類制造業前沿技術突破和商業模式創新做出獨特的中國貢獻,是我國制造強國建設的核心。幾乎每一個后發的制造強國都是在新科技浪潮和工業革命打開的新機會窗口期崛起的[1],美國通過引領大規模流水線生產方式在汽車、化工等當時的戰略先導產業崛起,日本通過開創精益生產方式成為消費電子、家電、節能汽車等產業的領導者,并躋身制造強國行列。當底層技術(或根技術)和通用目的技術的突破性創新打開技術機會和市場空間的時候,具備一定實力的工業國家都會基于各自的制度能力和技術路線參與到新工業革命的競爭洪流,誰最終掌握了主導設計并形成了與該主導設計相適應的商業模式,誰就能夠在戰略主導產業的全球價值鏈中掌握最有力的位置、獲得最大的價值,并通過通用目的技術在其他部門的擴散應用實現經濟效率和產業競爭力的整體大幅提升,從而最終確立制造強國地位。

面對部分發達國家對我國的常態化遏制和打壓,確保制造業能夠在極端情形下的正常運轉,并對經濟、社會和國防安全形成有效支撐,是我國制造強國建設的基礎。雖然每一輪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制造強國競爭,都充滿了國家間的抑制和反抑制情節。例如,為遏制日本集成電路產業趕超,美國分別在1986年和1991年兩次迫使日本簽定以限制日本半導體對美出口和擴大美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份額為目的的日美半導體協議,直接導致日本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后的全球半導體產業競爭中喪失優勢[2]。然而,由于中國是一個在意識形態方面與領先國家存在根本性差異的大國,中國在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過程中,面臨的不僅僅是來自領先國家在戰略層面合作框架基本穩定前提下的局部打壓,還可能是破壞了總體合作框架的全局性遏制和極端打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制造強國建設不僅要推進戰略性領域的領先,而且同時要保證戰略性產業、甚至整體制造業經濟體系的運行安全。

切實建立起“創新友好”的內部環境和足夠開放合作的外部氛圍,建立我國制造業由大到強的內生機制,是我國制造強國建設的前提。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制造強國的建設過程是大量的創新型企業持續高強度創新和多樣化競爭的結果。而無論是企業的戰略導向還是企業間的競爭關系,都是由一國制度結構塑造的激勵結構所決定的。由于過去四十年我國總體上處于經濟追趕和制度轉型階段,以技術引進為主的技術學習方式,以及潮涌式消費和不完善的市場體制,都促成了大規模投資驅動的制造業發展模式。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企業家也飽含企業家精神,但大規模市場機會和低技術壁壘誘致的企業家精神更多是“套利”導向、而不是創新導向的,雖然中國是全球競爭最為激烈的工業品市場,但企業競爭充滿了無差異競爭和惡性競爭,美歐企業基于規則的競爭秩序和日本企業基于合作的競爭關系在我國尚未形成。因此,可以說,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躍遷的過程,本質上是中國制造業微觀主體競爭范式的深刻轉變。

二、戰略先導產業確立領先優勢的戰略和政策

如欲在確立戰略先導產業領先地位的同時又與全球制造業生產體系深度融合,就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地鎖定部分我國具有制度和能力優勢的領域培育“人無我有”的殺手锏。雖然目前我國在5G、稀土加工、特高壓等領域形成了一定的技術和產業優勢,但這些優勢都難以對美國核心利益和長期利益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因而都不是能夠支撐制造強國的“非對稱競爭優勢”。以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為核心特征的第四輪產業革命,為我國制造強國建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窗口。在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戰略先導產業領域實現領跑,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微觀基礎,是我國成為制造強國必須完成的使命[3]。雖然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我國涌現出以BAT為代表一批優秀企業,但總體上看這些交易型平臺企業仍然是基于美國根技術的下游應用,只有在在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物聯網和新一代數字經濟根技術領域確立領先地位,我國才能真正成為在國家間產業競爭中掌握主動性的強國。

(一)在構建國際共同體的過程中實現戰略先導產業領先

數字經濟是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戰略先導產業,也是美國技術競爭力和產業競爭力的重要載體,要想對美國的持續施壓形成有效反制,仍然要從數字經濟相關技術和產業尋求突破。未來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必爭領域,也是我國應作為戰略反制加以重點培育推進的領域是工業互聯網,這是因為,首先,工業互聯網代表了數字經濟的發展方向,是未來數字經濟發展最有前景的戰略性領域,是未來突破性技術高密度集聚融合的領域;其次,工業互聯網是處于快速拓展期的新興領域,各國都未形成絕對的技術或市場壟斷優勢,不僅易于在底層技術實現“去美國化”,而且存在構筑非對稱優勢的機會。

與歐洲共同發展新的工業互聯網架構和技術標準,共同分享工業互聯網巨大市場的經濟利益,形成工業互聯網的技術、市場和產業共同體,是未來我國形成工業互聯網領先優勢的有效戰略。未來工業互聯網發展的趨勢是通信技術和生產運營技術的融合,我國在通信技術方面具有全球領先優勢,而德國等歐洲國家在生產運營技術方面全球領先,如果中歐能夠優勢互補地開放合作,將大大加速全球工業互聯網技術和生態培育的進程。目前歐洲國家對于發展數字經濟的態度整體上是非常積極的,《德國工業戰略2030》和《面向21世紀歐洲工業政策宣言》等歐洲經濟戰略都特別強調要改變歐洲數字經濟落后的局面,實現數字經濟振興。進一步地,歐洲國家并不希望在數字經濟生態完全受制于美國。如果能夠推動我國華為、中興等企業的信息技術優勢與德國西門子、博世、施耐德等企業的生產運營優勢、以及法國達索、德國西門子等企業的工業軟件優勢的融合,同時在新的工業互聯網生態中給歐洲其他國家以及日本、韓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足夠的產業位置和利益,完全可能與歐洲、日、韓共同推動一個全新的工業互聯網生態的發展。為了提高工業互聯網國際合作的可行性,工業互聯網技術架構、技術標準和協議的主導權可以由歐洲的標準組織掌握并推動形成,中國則主要通過對核心技術的掌握和大規模市場應用實現技術和市場領先。

在此戰略指導下,積極培育工業互聯網領域的平臺型企業是成為未來我國產業政策的重點。雖然過去二十年我國在搜索引擎、電子商務、社交媒體等等交易平臺領域培育了一批龍頭企業,但阿里巴巴、百度、京東、騰訊、網易等領先互聯網平臺企業都是針對國內市場需求的交易型平臺企業,面向全球市場競爭的、能夠引領我國物聯網發展的創新型平臺企業尚未形成。雖然華為、中興、三一重工、海爾等一批我國制造業企業已經在各自領域形成了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的獨特能力,但總體上看,這些企業的技術平臺都是私有技術平臺和產品平臺,距離成為定義行業架構和標準的領先平臺型企業還有很大差距[4]。對此,應加強我國戰略性技術和產業的組織協調和頂層設計,加強各產業管理部門的橫向溝通協作,清除新技術產業生態管制和扶持的政策死角,解決產業政策碎片化問題。進一步明確國家重大項目等重大產業政策制定、實施的主要權利人和責任人,同時借鑒美國DARPA等機構的任務導向政策管理模式,通過導入成熟的項目管理流程大幅提升重大項目的組織實施效率。在產業部署方面,對數字經濟、新型基礎設施和制造業進行統籌部署,聚焦于通過跨產業垂直部署培育中國工業互聯網領域的創新型平臺企業[5]。產業政策應有效協調產學研各方,引導產業界發展自主技術標準、開辟新的技術路線,推動我國技術標準和產業生態與國際技術標準和產業生態相互嵌入融合。在與歐洲合作推進工業互聯網等物聯網技術發展以及培育中國物聯網創新型平臺企業方面,我國的戰略、規劃和政策應著力突出為推動全球前沿技術和新興產業發展貢獻中國獨特的人才、科技和市場貢獻,突出中國平臺型企業的隱私保護、信息安全和公平競爭行為規范,而不是“對標”和“趕超”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從而提高中國制造強國建設的包容性。

(二)基于中國需求和全球領先市場重新定義傳統產業技術

除了在工業互聯網等戰略先導產業實現技術趕超外,推動大量的傳統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產業實現由技術模仿和追趕到技術領先的跨越,也是中國制造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促進傳統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產業趕超領先的戰略和政策要點,一是激勵和支持本土企業充分利用中國市場需求的獨特性,通過重新定義技術標準和產品實現技術領先。通常認為,技術趕超是技術機會和恰當的趕超戰略交互作用的結果,而短技術周期產業(如通信、電子)由于會不斷出現技術路線的替代和更迭,更有利于后發企業通過開辟新的技術路線實現趕超(中國可能在工業互聯網等物聯網領域實現趕超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這些新興產業的技術路線尚未確立),后發企業在長技術周期的成熟產業實現趕超的難度較大[6]。然而經濟史顯示,后發企業在長技術周期的成熟產業實現技術趕超也不是全無機會,日本的汽車、家電等產業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通過“顛覆式創新+持續改進”而實現對美歐趕超的。對于汽車、家電、工程裝備等傳統高技術或中高技術產業,架構創新是后發企業實現技術趕超的重要方式[7],而架構創新的核心是根據市場需求的差異性重新定義產品[8]。中國市場需求具有超大規模的特征,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8年中國最終消費占全球的比重為11.6%左右,中國最終消費規模在世行界定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組中的占比高達46.9%左右,中國最終消費總額相當于歐元區國家總水平的71.8%左右[9]。超大規模市場為中國成為制造大國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從技術趕超的角度看,大規模市場并不是技術趕超的充分條件,或者說,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并不是制造強國建設的充分條件。西班牙是全球除中國外高鐵里程最長的國家之一,然而西班牙卻始終沒有發展起來像德國、法國、日本一樣的高鐵技術能力,而僅僅是別國高鐵技術和裝備的用戶[10]。大規模市場優勢并不必然導致后發國家的技術趕超,只有利用市場需求培育獨立的技術能力才能實現本國產業的追趕,只有根據本國市場需求與領先國家的異質性重新定義技術、標準和產品,才能實現對領先者的超越。仍以高鐵為例,在技術引進的基礎上根據中國高寒、高溫、地理條件復雜多樣等極端氣候地理條件對引進技術進行改進,根據中國互聯互通的市場需求依托標準動車組開發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才是我國高鐵裝備在引進和正向設計基礎上最終完成技術超越的根本原因[10,11]。因此,對于總體上技術已經比較成熟的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產業,面向“制造強國”的產業政策焦點,應是鼓勵中國企業根據中國市場需求的獨特性、特別是伴隨著這些產業的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形成的新的市場需求,開展架構性創新、甚至核心零部件和模塊的重新設計,實現技術趕超。

促進我國傳統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產業趕超領先的另一個戰略和政策要點,以“融入本地化”為戰略主線,加快推動中國制造業企業、特別是頭部企業通過向發達市場國家“走出去”更直接地接入領先市場,整合利用全球高端創新要素??鐕局苯油顿Y和技術溢出是過去四十余年我國制造業技術學習的重要渠道。然而,隨著新冠疫情過后美歐供應鏈安全意識的強化,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布局將更多地考慮產業鏈安全因素,而無人化生產范式的廣泛應用,以及我國不斷高企的要素成本,都會弱化我國的勞動成本優勢,與安全驅動的供應鏈調整一道促進制造業向發達市場經濟的回溯。為了順應全球投資調整的趨勢,同時也為了規避不斷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未來我國制造業開放戰略的重心應逐步由吸引跨國公司對內直接投資和鼓勵中國企業出口轉向支持中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確保中國制造業在全球供應鏈調整過程中損失最小[12]。從技術趕超的角度,美、歐、日、韓市場對于中國企業的技術學習和趕超具有尤為重要的價值,首先,中國企業應通過占領這些領先市場保持深度嵌入美、歐、日、韓主導的全球創新網絡,通過利用當地的研究型大學、公共科研機構以及技術、工程人才流動,整合利用先進的科學、共性技術和工程技術;其次,通過與全球領先企業的直接競爭,不斷改進運營效率,甚至開展突破性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最后,通過滿足領先市場的本地需求,形成更加積極地用戶互動,提升本地化能力和動態能力。與德國、日本、韓國等制造強國更多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占領發達經濟市場的趕超路徑不同,由于中國國內市場巨大,中國絕大多數制造業企業的全球化模式是“以國內對全球”,即利用國內資源生產產品、再以出口的方式滿足國際市場需求,雖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領先企業開始在美、歐、日、韓等國家設立研發中心,利用全球科技要素開展研發活動,但總體上看,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直接投資規模還非常有限,即便出現了類似吉利收購沃爾沃、美的收購庫卡等案例,但這些逆向收購更多是出于技術吸收的目的,中國企業尚未進入以全球生產和科技要素直接面向發達市場競爭的“以全球對全球”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看,雖然中國的汽車、家電、工程機械等產業在財務績效方面可能好于部分歐、美、日、韓同業企業,但在能力方面與世界一流企業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需要通過更大規模的領先市場對外直接投資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從而形成卓越的動態能力。

三、確保極端情形下產業鏈安全的戰略和政策

確保制造業在極端情形下能夠正常運行,在極端情形下仍然能夠對我國經濟社會和國防安全形成有力保障,是制造強國建設的基礎。在全球創新體系和生產網絡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國際政治、經濟局勢變化和突發性的自然災害都對一國制造業體系的韌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挑戰。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不斷沖擊原有的全球創新網絡和產業鏈,特別是我國企業向先進制造業、高技術產業的關鍵環節攀升,未來的制造強國建設與過去我國制造大國建設面臨截然不同的競爭環境:過去四十年,由于我國整體上處于技術水平較為落后、技術進步以技術模仿和引進為主的階段,領先國家出于產業和貿易利益考慮通過外包和產業轉移的方式自發地推動了我國制造大國建設的進程,或者說我國制造大國建設與發達工業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輸出是激勵相容的,然而,隨著我國技術能力向發達工業國家收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工業國家不斷加強關鍵零部件、重大裝備、核心技術以及關鍵科技資源向我國輸出的限制,以往制造業發展所依賴的技術獲取方式受到了極大抑制??梢灶A期,美國在核心技術和戰略性產業領域的系統性打壓,將是未來我國制造業發展必須長期面對的挑戰。

(一)根據“底線安全”原則培育基于次代技術的產業鏈

制造強國的首要內涵是“強”,即在部分我國具有制度優勢、市場優勢和要素優勢的領域形成領先優勢,但任何一個制造強國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戰略性領域形成領先,在具有競爭性關系的領先國家已經掌握壟斷優勢、而我國在短期內又無法趕超的領域(如目前的集成電路、基礎軟件)應貫徹“底線安全”原則,即以極端情況下的上一代技術可替代為目標發展和完善國內供應鏈,確保中國制造業在面臨產業鏈斷鏈、戰爭和重大疫情等常態化和突發性極端壓力狀況時仍然保持足夠的韌性和安全性。以集成電路為例,在14納米以下(以7納米、5納米為主)的集成電路產業鏈中,美國及其盟國在設計軟件、高端光刻機和拋光機整機、部分高端材料(如高端光刻膠及其原材料和高端CMP拋光墊)等領域都具有絕對的壟斷地位,我國難以在短期內培育起替代能力,也難以從其他國家培育起長期穩定可靠的供應鏈,因而被美國卡脖子的風險極大。事實上,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為的持續打壓已經反映了美國在該產業體系的絕對優勢地位和話語權,對我國頭部企業的趕超發展勢頭形成了一定的抑制。鑒于此,我國應依托重大科技專項等舉國體制框架下的重大項目,在28納米集成電路設計、制造、封測、設備、材料等領域加快形成技術能力,培育完整的國內產業鏈,加快建設能夠支撐28納米集成電路產業鏈發展的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研發體系,解決“補短板、保安全”問題,形成戰略性產業在極端情況下的安全運轉保障。

當然,基于上一代技術的產業鏈完整替代,僅僅是產業鏈安全的被動保障,更具韌性和安全性的制造強國還要求在下一代技術上主動形成別人離不開的非對稱競爭優勢,提升我國與別國戰略合作的話語權和談判力,從根本上避免“斷鏈”。仍以集成電路為例,如果在28納或14納米的“系統-芯片-工藝-裝備材料”產業鏈實現“補短板、保安全”的同時,又能夠在7納米和5納米產業鏈的局部領域形成領先或差異化優勢[13],就可以為保障我國集成電路以及整個電子信息產業的安全性提供被動保護和主動防御“雙保險”。

(二)加快建立完備的國家產業鏈安全管理體系

過去四十年我國逐步建立起來的產業管理體系的政策導向是完全進口替代和趕超導向的,產業鏈安全管理在我國產業管理體系中實際上是缺失的。這種單純趕超導向的產業管理體系在我國處于經濟發展初期、在全球開放水平不斷提升的條件下是適用的。但在逆全球化浪潮興起,在我國產業競爭力提升已經招致發達國家警惕、甚至遏制的國際環境下,這樣的產業管理體系卻不利于我國構筑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對稱競爭優勢”,不利于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多邊治理體系中贏得主動,不利于實現產業趕超和產業鏈安全的統籌和協調。近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加快完善產業安全管理的頂層設計,不斷強化產業安全的戰略地位和行政管理職能,然而,我國的產業安全管理體系仍然處于政策框架缺失、決策分散的狀態,產業鏈安全管理在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中處于事實上的邊緣狀態。雖然目前我國的產業管理和政策體系已經部分地包含了產業鏈安全管理的職能和內容,但由于負責各類產業鏈安全管理部門的行政級別較低且高度分散在不同的產業管理部門,因而我國的產業鏈安全管理從一個完整的組織管理體系的角度看是缺位的。

為提升我國的產業鏈安全管理能力,靠在既有的管理體系和政策框架下進行修補性的改革已經遠遠不夠,必須根據我國產業鏈安全管理的任務需求建立全新的產業鏈安全管理體系和工作流程,從根本上保證未來我國產業發展能夠有效應對復雜多變的競爭環境,從根本上保證應對競爭策略的戰略性、連續性和有效性。對此,應加快啟動我國產業鏈安全管理的政策體系和治理體系建設工作,明確產業鏈安全管理作為我國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競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前置性工作。建議盡快完成我國產業鏈安全法律法規的編制工作,以法律法規的形式明確產業鏈安全管理在產業政策、競爭政策和貿易政策等經濟政策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加強產業鏈安全管理對我國制造業發展規劃、重大科技專項、反壟斷等微觀經濟政策制定、實施的指導和協調作用。加快構建權責清晰、多部門緊密協作的產業鏈安全組織管理架構,包括設立作為我國產業鏈安全管理戰略性決策平臺的國家產業鏈安全委員會,設置獨立的國家產業鏈安全管理機構,強化產業鏈安全管理的行政權力和專業能力。建設專業的、獨立的產業鏈安全分析和評估機構,對5G、集成電路、人工智能、基礎軟件、醫藥、稀缺自然資源等戰略性產業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評估和動態監督。

四、穩固制造業創新發展基礎的戰略和政策

制造業實現由大到強的躍遷過程,是制造業企業長期的、高強度創新導向市場競爭的結果。當前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問題根源正在于大多數企業是模仿和市場機會主義的。制造強國建設要求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應是“創新友好”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機會主義投資驅動競爭范式應當被創新導向、特別是原始創新導向的競爭范式所取代。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企業除了要構建內部自主創新體系,還要更廣泛地融入全球創新體系,整合利用全球先進創新要素。自主創新不是獨立創新和封閉創新,自主創新反而對更開放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也正以此,任正非強調,只有在那些非引領性、非前沿領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在前沿領域的引領性尖端技術上必須堅持開放創新[14]。在開放創新體系建設方面,構建一個與全球領軍科技人才深度合作、高頻互動、合理流動的人才網絡是關鍵。因此,制造強國建設內含的創新發展要求必須通過強化創新激勵體制、開放創新體制和全球人才網絡建設三個方面來實現。

(一)推動形成“創新友好”的體制和政策環境

一是強化地方政府創新發展的激勵導向,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公共資源配置格局。不同于其他制造大國和制造強國,地方政府是我國經濟資源配置的重要樞紐,是我國制造業創新發展的關鍵節點。地方政府發展導向實現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是我國制造業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制度前提。對此,應根據“創新友好”型體制的內在要求,加快調整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標準和手段,加快完善稅收體制和財政轉移支付,激勵各級地方政府根據各自的資源稟賦在地區間競爭中走差異化的高質量發展道路。與此同時,約束和引導地方將產業政策聚焦于技術和產品創新,使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早日走出“重復引進”和“產能過?!钡墓秩15]。

二是通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倒逼制造業創新驅動發展。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實施的效率,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組織管理機構的行政地位,使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真正成為企業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在全球多邊規則加速重構的背景下,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調整還應當注意不為別國所主導,而應從我國自身后發趕超的實際需求出發,主動把握好知識產權制度實施的力度和靈活性,在總體上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前提下,又根據各地區和行業的技術水平、產業特點差異,分階段、分領域地確定保護力度和政策組合。

三是通過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推動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內生機制。在國家層面,通過完善我國的立法、司法和執法體系,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治理體系中,切實強化競爭政策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從根本上保證競爭政策的權威性和穩定性。當結構性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發生矛盾時,確保競爭政策有效性成為優先原則和通常慣例。在企業層面,通過進一步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完善國有資本監督管理體制和管理人員考核評估機制,確保多種所有制公平競爭。

四是建設功能完備、運行高效的制造業創新體系,提升制造業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促進公共政策資源更多由補貼向制造業創新體系建設傾斜,建成由一流研究型大學和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高水平共性研發機構、能夠支撐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國家實驗室和具有足夠公益性的技術擴散服務機構組成的高效運轉的制造業創新體系。其中,研究型大學和科技基礎設施主要面向滿足制造強國建設對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的需求,提升制造業的原始創新能力;國家實驗室的主要定位是依托跨學科大協作和長期高強度資金支持開展任務導向型研究,以滿足制造強國重大戰略需求;共性技術服務機構的功能是解決行業發展的共性關鍵技術,解決先進制造業競爭前技術供給不足的瓶頸;而公共技術擴散服務機構的作用則主要是促進先進適用技術、特別是生產制造技術和最佳管理實踐向企業(主要是中小企業)的擴散和應用。除了彌補我國制造業創新體系的結構性缺失,還應逐步消除各類創新主體間互動合作的機制性障礙,消除制約研究型大學和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的科技成果有效轉移轉化的體制壁壘。

(二)繼續深度融入全球創新體系和生產網絡

引導和促進多邊貿易和投資體系朝著更加開放、合作、包容的方向發展,逐步改變目前我國在全球創新體系中過度倚重美國的局面,加大對德國、日本、英法、北歐等科技強國的開放和合作,使我國的技術來源更加多元化,努力創造更加友好的全球創新環境??v觀全球制造強國發展的歷史,沒有一個制造強國是在封閉的條件下實現趕超的,這不僅是因為制造強國的形成要利用別國的市場資源,更重要的,在關鍵研發要素和核心技術成果高度分散化、開放創新和集成創新已經成為主導技術創新范式的今天,在融入全球創新鏈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要素、進而逐步占據全球價值鏈的核心位置,已經成為制造強國建設的唯一路徑。

對此,制造強國的開放環境建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美國與歐、日、韓等地區和國家的利益訴求差異,極力引導中美貿易戰由政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的博弈向規則層面發展,竭力避免美國推動的科技、貿易問題“政治化”陷阱,確保在經濟和技術層面解決全球創新鏈“斷鏈”問題,確保我國繼續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另一方面要加快戰略設計和部署,在全球多邊規則重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對照WTO改革要求和CPTPP等多邊規則標準,加快我國國內產業政策的合規性調整,確保我國符合新一輪多邊體系的進入條件。2020到2035年是國際多邊規則深度調整的時期。未來我國應綜合運用外交和經貿手段,與WTO和CPTPP成員國保持最充分的溝通,努力在WTO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并爭取早日加入CPTPP多邊框架。

(三)加強全球人才網絡建設

吸納高科技人才向我國流動,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技術學習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人才流動能夠幫助后發趕超企業克服隱含知識學習的壁壘,可以大大提高后發國家技術趕超的效率。以日本為例,通過快速識別能夠解決特定技術問題的關鍵科技人才(know-who),并通過吸引該人才進入日本企業任職或為企業提供技術咨詢,從而解決前沿技術或產品工程化中面臨的技術訣竅(know-how)難題,是日本企業技術趕超的秘訣[16]??紤]到高科技人才流動對中國技術趕超的戰略意義,美國將對華高科技人才流動作為戰略遏制的重要內容,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限制科技人才、特別是華裔科技人才向中國流動的措施。對此,一方面,應通過推動更加開放、包容的多邊規則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對美國不合理的人才流動限制形成制約;另一方面,通過建設高水平的、面向世界一流、符合國際治理和激勵規范的研究型大學和公共科研機構,通過推出面向全球科技前沿、有利于參與方互惠共贏的國際科技人才項目,吸引和集聚全球科技領軍人才,搭建既符合國際規范又能夠有效服務中國制造強國建設的人才交流、匯聚平臺。

五、結語

制造強國建設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重要支撐和牽引,是中國建立起高度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全球最大制造業經濟體之后工業發展的核心議題。中國的制造強國建設既要符合制造強國的一般規定性,又要根據我國制造強國建設面臨的特殊環境賦予制造強國使命更加豐富的內涵?;谶@樣的考慮,我國制造強國戰略應包含戰略性領域的技術和市場領先、極端壓力情形下的制造業運行安全以及持續創新驅動的制造業內生發展機制建設三個方面。其中,戰略性領域的技術和市場領先、高強度創新驅動發展機制建設是制造強國建設的一般性特征,而極端壓力情形下的制造業運行安全是未來我國制造強國建設面臨的特殊約束。

戰略先導產業領先戰略應突出利用中國市場需求的獨特性重新定義技術標準和產品,積極構建非對稱競爭優勢。解決我國產業鏈安全問題的戰略要點,一是根據“底線安全”原則,打造基于次一代技術(如集成電路28納米制程)的完整國內產業鏈,同時努力在前沿技術的局部領域形成能夠有效反制對手的“殺手锏”,二是加快產業鏈安全組織管理體系建設,特別是專門的產業鏈安全管理部門的建設。通過創新驅動內在機制建設實現我國制造業發展方式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關鍵點是建立起真正能夠激發地方政府、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內在創新積極性的“創新友好”的體制和政策環境,激勵相容地實現制造業微觀主體競爭范式的轉變。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在中國制造強國建設的價值取向方面,除了聚焦強大、創新、安全等核心要素外,還應突出為推動全球前沿技術突破和新興產業發展貢獻中國獨特的人才、科技和市場力量,彰顯制造強國建設的包容性。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貿易壁壘下突破性創新政策體系建構研究(20&ZD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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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賀俊,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企業創新研究室主任,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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